何蓉;

• 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Abstract)：

1920年,马克斯·韦伯逝世,《儒教与道教》遂成为他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书。本文对学术史的考察表明,这本书不啻为时代思潮的一个"标本"或"化石",保留了19世纪后半期以来欧美的各种中国观,影响着世界对待中国的态度与策略、中国看待自身的方式,并通过韦伯、而对新生的社会学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梳理韦伯阅读史的基础之上,可以认为《儒教与道教》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发生学命题的拓展,还潜藏着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多种评价,有可能构成某种文明演化的动力学。韦伯认为,中西文明在源头上表现出相当多的相似之处。基于散见于书中各处的相关论述,本文尝试针对近世以来中西异途的现象,提供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解释。

关键词(KeyWords)：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韦伯阅读史;中西异途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项目号17ZDA2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何蓉;

Email:

DOI: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①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trans.Hans Gerth,New York:Free Press,1951;[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②何蓉:《马克斯·韦伯:以西方为基准的比较宗教社会学》,载《社会理论》(第四辑),苏国勋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
• ③[美]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刘援、刘新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142页;Christopher Adair-Toteff,“Max Weber on Confucianism versus Protestantism,” Max Weber Studies (14.1),2014,pp.79-96.
• ④囿于韦伯时代的写作习惯,文献标注较为随意,有些在“附录二”出现的作者及文献,在正文中并未出现,或者有提及、但未明确标注。例如,韦伯在正文中涉及顾路柏(Wilhelm Grube)有关中国语言与文字(185页、186页)、道教(245页、269页)、回教(299页)、民俗礼仪(317页),但除一处标出了一部概论性著作(Religion und Kultus der Chinesen)之外,均未标明具体文献信息,顾路柏有关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著作(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对韦伯的论述有明确的影响,但正文与注解均未提及。
• ⑤韦伯引用的资料还包括报刊时评、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等其他资料。《儒教与道教》整体的资料基础参见何蓉:《〈儒教与道教〉所引资料评介:汉学史视域下的考察》(未刊稿)。
• ⑥[加]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董江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133页。
• ⑦[德]罗斯维他·莱因波特(Roswitha Reinbothe):《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开端与德国汉学家的作用》,刘梅译,载马汉茂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2005年,郑州:大象出版社,第164～175页。
• ⑧[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在正文中,韦伯在有关云南银矿的论述中提及了李希霍芬。
• ⑨李岩、王彦会:《译者前言》,载[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李岩、王彦会译,201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 ⑩T.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1894),载前引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222页。
• (11)(19)(20)(22)(24)(25)(26)(27)[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277,277,314,88、187～188,276～277,329,329,317～318页。
• (12)邹诗鹏:《文明的自识与自信——“中华文明西来说”及其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第71～82页。
• (13)[德]裴古安(Andress Pigulla),《德语地区中国学历史取向的起源》,韦凌译,2005年,载前引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95～130页。
• (14)[德]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世界观·科学·社会:对批判性汉学的思考》,周克骏译,载前引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13～29页。
• (15)黄怡容:《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历史》,北京:《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第58～66页。
• (16)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300页。《儒教与道教》所引传教士作者往往长期在华工作、游历,对中国有深厚的情感,有些还对中国社会、经济、教育等有深度参与。例如,英国在华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曾被聘为中国海关的翻译、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积极促成庚款留学等事。
• (17)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London,1866),中译本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晚清福州见闻录)》,陈泽平译,2009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Arthur Henderson 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 (Edinburgh:Fleming H.Rewell Company,1899),中译本为《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1998年,北京:时事出版社。
• (18)Arthur Henderson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New York:F.H.Revell Co.,1901;W.A.P.Martin,The Siege in Peking:China Against the World,Edinburg & London:Anderson & Ferrier,1900;高晞:《德贞传——一个英国传教士与晚清医学近代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 (21)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314页。实际上,韦伯在1895年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中涉及到了社会生物学的观点,韦伯有关德国东部的斯拉夫人移民的论述表明,他认为生物学框架无法充分解释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相关论述参见何蓉:《韦伯1895年就职演讲:语境、文本、文本间关联》,北京:《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214～236页。
• (23)W.A.P.Martin,“Chinese Discoveries in Art and Science,”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vol.IV,引自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第219页注解16。
• (28)[法]沙畹(Edouard Chavannes)所编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1913),韦伯在正文中三处(98、99、190页)引用了其中的斯坦因文献。
• (29)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30)韦伯重视中国传统史料、碑铭等考古材料,重视中国人、尤其是具有中西学养的青年学者的视角,此外,他还关注现实的国家运行与社会现象。例如,他阅读和引用了李鸿章传记、陈继同有关中国文化的介绍等时人记述;倚重《京报》(Peking Gazette)所汇集的资料来理解中国的政治运行与社会治理,全书共引用了《京报》在1873～1899年间约32处、50条记录,涉及到官员任免、褒奖等谕旨,大臣的奏折及皇帝批示,水旱灾害信息或异闻、法律判例与社会伦理等记载。另外,19世纪后半期中国开始出现官私留学的现象,韦伯注重搜集彼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的著作,从正文的引述来看,对他的写作发挥了实质影响的包括:陈焕章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魏文斌(Wen Pin Wei)1914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国货币制度研究;张伍(Wu Chang)1917年在柏林出版的中国民间借贷组织研究;1909年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的周毅卿(Nyok-ching Tsur)写作的《宁波工商业经营方式》;当时仍在求学的梁宇臬与陶孟和写作的《中国乡村与城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