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论人和自然的和谐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性质本身,应当对环境的退化和经济逻辑的危机负主要责任。因为资本主义性质意味着资本不断地免费占有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下面,即使进行环境改革,这种改革也是极为有限的,不能保证经济逻辑的可持续性。他们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为经济逻辑的可持续性提供条件,为超越劳动价值论创造前提条件。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乔治·廖达基斯①(GeorgeLiodakis)。本文主要根据乔治·廖达基斯的有关论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理论观点做一评述。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完全竞争产品市场模型

首先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和完全竞争假定,一方面,结合企业的生产函数,推导产品的供给函数,另一方面,结合个人的效用函数,推导产品的需求函数;然后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建立以价值为基础的产品市场模型;最后在产品市场模型中,讨论均衡价值(以及均衡数量)的决定及变化规律,并说明均衡价值与价格的关系。

《孙中山研究论文选辑》出版

先天能力与人力资本

先天能力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禀赋,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靠后天投资获得。那么,先天能力是人力资本吗?本文认为先天能力不仅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总量,而且影响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效率和效果,因此,先天能力应该被视为一种人力资本——先天人力资本,这类资本是由自然形成的,并非投资的产物。正由于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较强的垄断性,所以会显得更为稀缺,市场价值也更高。

略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现代化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由美国马丁.特罗教授提出的概念和理论,高等教育现代化是评价发展水平的一个基本概念,文章对这两个概念及理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同时分析了一些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现代化发展方面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了简单的评价,提出了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建议。

社会主义荣辱观探讨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渊源在于中外传统道德中的荣辱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荣辱学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现实基础在于当前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鲜明特色在于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弘扬了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诉求,建构了振兴中华的精神脊梁。

对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另想的解读

对于资本社会后的人类理想社会,马克思从社会的不同层面创意出不同的蓝图。文章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人联合体”这两大创意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中解读出两者的“和而不同”,划界了“科学共产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

追求绝对价值观念——胡塞尔现象学的动机

追求绝对价值观念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动机。追求绝对价值观念的理念通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一哲学观及欧洲的危机来表达;通过批判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历史主义等价值相对主义来确立;通过先验现象学来实现。

论公民选举权保障制度

选举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公民选举权的实现需要选举制度保障,而保障公民的选举权是选举制度产生和嬗变的历史动因,也是选举制度发展的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公民选举权有了更切实的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民在行使选举权时还受到了诸多制约。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参照有关国际法律的规定,不断丰富公民选举权的内容,拓展其范围,创新其实现形式,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其保障措施,仍然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和人权保障中面临的重要任务。

略论容闳对美国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以戊戌维新为中心

本文运用容闳呈递给军机大臣翁同的条陈、说帖等原始素材,厘清变法期间容氏为康有为出谋划策,以美国为蓝图,设立银行,修筑全国铁路,兴学练兵,及大举借款,兴办新政。并以容闳、李盛铎、汪康年等往来信函,揭示其改革宏图被束之高阁的原因。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同盟会成立前,其民族主义以反满为主要特征,未能完全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同盟会成立后,从本质上说,已确立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但因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会党群众基本上只能接受反满的号召,加之他对帝国主义列强有幻想,同时又必须与立宪派在反满的问题上划清界限。所以,孙中山仍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局限。民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孙中山在国内民族关系的问题上有过一些不很正确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他为大汉族主义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了新的飞跃。他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争取建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和主张。这是他民族主义思想遗产的重要部分。

马尼拉、澳门、广州:紧密相联的三座城市

数百年来,马尼拉、澳门和广州一直相互依存,保持着密切关系。从16世纪后期至今,三者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每一城市对其他两者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冲击。这些联系已经维系了几百年,直到今天仍有数万菲律宾人在珠江三角洲生活和工作。牛痘传入澳门和广州或许是巴尔米斯环球之旅的意外收获,但它也确实是三个地区之间长期密切关系的一个表现。在巴尔米斯来到珠江三角洲20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三地人民之间在历史上的紧密关系,这一关系仍继续支持和维系着中菲两国,它也将把我们带向未来。

论邱熺与牛痘在华之传播

在鸦片战争以前接受西方科技文化的中国人中,他很少被提及;在中国医学史上,他也被视为边缘人物;即使方志也未为他立传,甚而对他进行诬蔑;后来的西方医生更对他所倡导的理论不屑一顾。然而他却利用所学到的西方牛痘术拯救了万千生灵,利用他的理论使这一技术在中国得到推广,并最终使所有中国人摆脱了天花之毒害。仅此而论,不管是在近代医学史上还是在明清西学东渐史上,其功绩无人能比。他就是广东南海人邱熺。本文着重分析邱熺对牛痘在华传播的历史功绩。

论“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

作为革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蒋光慈、阳翰笙等作家的革命乡土小说实验遭到艺术上的失败时,柔石和叶紫们在革命的乡土题材中平添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色调,使得本是廉价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变得更有思想的深度,也更有艺术的意味。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嵌入性与根植性——产业集群研究中两个概念的辨析

“嵌入性”、“根植性”是产业集群研究中频繁出现的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本文认为,“嵌入性”是分析经济行为如何受到历史、文化、制度、关系和社会结构影响的一个概念工具,而“根植性”是反映企业与本地生产体系的融合程度,帮助产业集群中企业扎根于本地的实践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如何运用这两个概念深入研究产业集群的一些建议。

煤矿安全:转型期中国政府监管面临的挑战

煤矿安全事故频发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顽疾。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煤矿安全的状况,分析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中国煤矿安全监管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制定和实施煤矿生产监管政策时,矿工这一利益群体的缺位非常明显,国家、资本和劳工三者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在宏观约束条件下,与煤炭生产有关的利益各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展开博弈,最终导致了煤矿安全事故频发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改善中国煤矿安全监管的政策建议。

历史著作也可以这样撰写——刘玉明、戚俊杰新著《辩证看甲午》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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